当前位置: 首页 互联网金融 当代金融家·金控专题 | 赵鹞: 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及监管

当代金融家·金控专题 | 赵鹞: 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及监管

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转型

文/本刊记者 屈燕

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没有过去。

站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之年,处在本轮去杠杆周期的关键时刻里,随着未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等政策的出台,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理念将得到进一步落实。在新的发展阶段,综合经营的属性决定了金融控股公司比单一金融机构更需要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模范,防范金融风险的中坚、深化金融改革的先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本期,我们请粤财集团首席风险官、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院校外导师的俞勇博士作为特约主编,策划“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与转型”主题组稿,组稿作者都是来自监管与业界的资深专家,他们将结合各自代表性的实践,总结成深刻的分析,为读者呈现。期待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化金融格局中,我们共同迎接美好的新时代。 

思路与建议

1

稳健发展的基础:结构调整与风险承担 

文/朱小黄 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中信集团原监事长、中信银行原行长 

为什么经过六年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尤其是去杠杆的有效措施之后,经济总体状况非但没有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反而更加令人担忧? 

2

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监管建议 

文/李思敏 广东金融学会副会长

目前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分类制定差异化的监管实施细则,建立标准指标与弹性监管相结合的监管制度,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制度与管理

3

金融科技打造风险管理核心竞争力

——平安集团视角与科技创新 

文/叶素兰 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 

对于走在金融同业前端且拥有多年科技探索积累的平安而言,抓住金融科技发展大势,以科技拓展战略路径,既是平安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平安更好地履行金融功能、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 

4

金融科技时代综合金融的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视角与大数据应用 

文/周凯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针对性地解决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强化全资产、全口径、全流程、全机构、全方位的“五全”数字化风险管理,可以有效将风险转化为生机,实现稳健发展和收益水平质的提升。 

5

金融控股公司资本补充渠道研究 

——基于国泰金控的案例分析 

文/ 秦国楼  中国光大集团战略部副总经理; 吴秀伦 中国光大集团博士后 

整体上市可构建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长效补充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控优势和协同效应,有效应对国际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应在政策上鼓励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整体上市方式补充资本。 

制度与管理

6

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及监管 

文/赵鹞 北京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要彻底消除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对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要着力改进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使金融回报率降低到合适的水平。同时,从微观机制入手,建立相关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 

文/赵鹞 北京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来源/《当代金融家》杂志2018年第9期,原题为《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及监管 》

编者按

要彻底消除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对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要着力改进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使金融回报率降低到合适的水平。同时,从微观机制入手,建立相关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

作为多元化经营的金融企业集团,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监管资本要求不同”。在国际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以英国为代表的事业型金融控股公司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

2002年,国务院批准光大、中信和平安试点综合金融控股集团,开启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序幕。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中“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大型金融机构开始尝试综合化经营。之后,非金融主体出于产融结合和资本运营目的也纷纷涉足其中。形成了数量众多、协同程度不一和管理架构各异的金融控股公司。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和准金融控股公司平台近60家。

从政策与实践角度看,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综合金融控股集团;第二类是中央、地方管理的国有多元化控股集团,如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等;第三类是民营企业,包括互联网公司设立的各种名类繁多但实质就是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前两类金融控股公司的主体均为持牌金融机构,有对口的监管部门,并被纳入并表监管体系。本文聚焦于第三类,特别是具有互联网行业特征的民营金融控股公司。 

从“产融结合”到“企业金融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以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为先导,大量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一些伴随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使规模实力迅速扩大的央企也加快了投资金融领域步伐,产融结合成为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在金融监管方面,原银监会更多关注金融控股集团的公司治理和关联方交易问题,提防其成为融资平台和融资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更多从金融稳定角度,提出对已存在控股金融机构的产业集团应当独立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和控制各类金融资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旨在救助“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降落伞”计划,推动广义货币与资产价格屡创新高,金融部门继续膨胀,而产业部门一直未能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在资本的逐利性和人类“动物精神”的驱使下,我国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走上“由产到融”的道路。但随着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产融结合趋势出现了“异化”走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过度追求金融业的高额利润,尽管这种高额利润来自金融管制(如利率管制、退出管制等);二是强化垄断优势,特别是利用扩张性的信贷政策在获取廉价资金的同时强化在已有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三是以交叉持股为特征的财团制或财阀制为主导,如曾经的各类“系”。这些企业集团通过“占有客户资源”实现集团内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而不是通过社会专业化分工实现集团内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取得集团经济收益及其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2013年兴起的互联网金融热潮催生出大量“金融服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不仅涉及银、证、保等金融机构的参股或者综合经营,还重点从事互联网业态的金融业务,如网络支付、P2P网络借贷、互联网征信、互联网小额信贷、互联网消费金融以及所谓的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场所等,有着诸如3C产品生产销售、商业零售(包括电子商务)、房地产、物流运输等各类产业资本背景,体现出明显的由产到融特征,表现为明显的企业金融化趋势。

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对控股企业有着“蓄水池效应”,即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控股企业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过度金融化会对控股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即控股企业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会对实业投资形成“挤出”,使其实际投资低于最优投资,投资效率不断降低,控股企业必然过度依赖金融工具的运用,特别是广义资产证券化才能做大资产规模。

尤其是对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来说,当其控股企业不断做大广义资产证券化规模时,其必然利用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面向零售客户输出金融服务,销售在广义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形成的金融资产。最终,金融体系的“加速器”效应与缺乏资本监管要求的互联网金融相结合,必然进一步强化金融活动的顺周期效果,加大金融与经济的波动和风险。

互联网金融控股的利与弊

从金融控股公司角度

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各类从事金融业务的子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其人事任命、经营决策和内部管理有决定权。由于多数没有完善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水平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高管交叉任职、兼职甚至“垂帘听政”等方式干预子公司的经营决策,实质已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防火墙”失效,甚至故意牺牲子公司利益或客户利益以最大化集团公司股东的利益,却不顾子公司从事金融业务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以致损害社会福利。

如集团公司控制的实质从事信贷活动的子公司为达不到风险控制要求的关联公司提供融资,最终导致坏账风险;又如集团公司的各子公司对同一客户开展同样的金融业务,使得集团公司整体的风险集中度大幅增加,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子公司之间责任不清,还会使风险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传递,进而通过跨行业、跨市场的关联性向整个金融体系传递风险。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有着内部资本划拨的便利,金融集团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使得即使局部风险也可能导致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连锁反应。但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构成的整个集团存在层层控股、交叉持股,甚至“虚假注资”“循环注资”,同一笔资本在控股公司和子公司混用或重复计算;集团公司还可能借母公司或者关联公司对外发债实现向子公司注资,通过内部交易将资产转移到资本要求较低的子公司等方式隐瞒真实资本情况,提高杠杆率。以上都越过了金融资本监管的红线。

从互联网行业角度

一是“轻资本”强化了集团公司的高杠杆。这类集团公司普遍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轻资产”,其子公司资产更加“轻便”,如从事网络支付的子公司,其杠杆水平年均值为23,最大值为29,最小值为13,而集团公司的资本充足性完全不足以覆盖该子公司的风险暴露值(5% VaR)。

二是低利润率提高了平衡流动性与收益性的难度。传统的按照大数定律管控流动性风险的方法将不再适用于“长尾分布”状态下的流动性管理,同时“长尾”人群的金融知识、风险意识和承受能力相对欠缺,更容易出现个体非理性和羊群行为,一旦出现风险,涉众多,影响大,加上缺乏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轻资本”的集团公司更容易产生突出的偿付能力问题。

三是过度强调“试错性创新”使得一些不够成熟的金融产品被推向市场。集团公司鼓励旗下子公司率先推出新产品,可能使得次优的产品取得竞争中的先发优势而战胜其他竞品,甚至战胜最优的产品,产生严重的操作风险与合规问题。加上“上规模”的网络效应,“抢先跑”推出新产品极易造成大规模的资金损失,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

四是互联网企业一旦跨越“临界点”,其面临的供需曲线则发生逆转,即需求函数向上倾斜,供给函数向下倾斜,进而形成边际报酬递增与边际成本递减的独特优势。同时,由于“长尾人群”多属弱势群体,集团既是“大而不能倒”,又是“太敏感而不能倒”。

从企业金融化角度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或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控股企业”)多处于互联网服务、消费零售、物流运输和房地产开发等竞争性行业,当该行业的平均回报率低于金融市场的平均回报率,控股企业出于并表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会将更多生产经营资源投向金融市场,表现出金融化倾向或者企业金融化倾向。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金融行业准入门槛高,监管体系严密,监管标准严格,而互联网金融监管长效机制尚待建立,存在监管套利空间,造成如过江之鲫一般涌入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过度投资,通过集团化公司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形成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这一中国独特的由产到融的企业金融化现象。

相关政策与监管建议

要彻底消除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对于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要着力改进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使金融回报率降低到合适的水平;降低实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着力解决“高债务、高杠杆”,防范“灰犀牛”;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资本的回报率。同时,从微观机制入手,建立相关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

一是将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纳入监管。

应明确由人民银行对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进行统一监管,视其在金融行业的布局范围和深入程度,由人民银行加强风险监测和评估,并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下,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同时,进一步协调有关部门推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待办法出台后,按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持牌监管。

二是督导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要建立健全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任职要求和职责权限;简化投资管理层级,降低组织复杂程度,减少交叉持股,严格防范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和客户利益的损害;规范金融投资决策程序,建立与所投资金融行业相适应的管理机制。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对子公司应切实履行集团整体战略规划、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最终职责,促进集团内部的业务协同,不得滥用控制地位损害子公司其他股东和客户的合法权益,并对子公司承担法定职责内的金融救助义务。

三是规范关联交易和内部交易。

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应制定集团统一的内部交易以及与股东公司及其非金融板块开展关联交易的管理制度,包括组织体系、交易范围、定价方式、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以及内部关系人的报告、识别、确认和信息管理等;通过合规的内部交易发挥客户、信息共享等方面协同效应的同时,明确要求在关联交易中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和透明度原则,建立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和报告制度;明确集团内利益相关方不得进行利益补贴,利益冲突方不得进行内部交易;对于关联交易和内部交易,应当按照交易金额,适时提高风险覆盖水平。

四是强化以资本充足为核心的监管要求。

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应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层面的资本约束机制,避免资本重复计算,保证集团整体资本充足,确保在金融领域的业务拓展与资本规模相适应,强化对子公司的资本维持和补充义务。具体计算可借鉴“联合论坛”推荐的风险加总法,即将母公司和子公司(按持股比例折算)的合格资本相加,扣除内部相互持有和不可转移的资本,若超过母公司和子公司(按持股比例折算)的法定资本要求之和即为集团资本充足。

五是基于互联网特点强化集团风险管理。

其一,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公司应紧密结合网络特性,重视网络风险防范,始终将安全性、流动性放在首位,不断优化和丰富风险管理工具,特别加强流动性风险和声誉风险管理,梳理、掌控风险传递路径,防止超出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盲目拓展金融业务领域。其二,集团系统应遵循“合规合法、信息透明”原则,确保金融产品运作模式、资金流向、收益情况等关键信息公开透明。其三,集团公司从事金融活动的子公司应建立合格投资人制度,做好风险提示,使投资者能够合理选择产品并控制风险,充分重视和审慎防范信息技术系统、运营操作、信息安全保密等风险,完善交易操作系统设计,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强化不同业务主体、不同地区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风险隔离,切实防控系统性风险。

六是剥离并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

其一,全面落实《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加快网联平台建设进度。针对实质从事跨行清算业务并形成庞大资金清算网络的,人民银行应加大监管力度,尽快使各类网络支付活动回归非银行支付机构本源。其二,按照征信机构法人独立、股东独立、业务独立的第三方征信要求,将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剥离出集团体系。其三,将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所剥离,撤销其证券交易及结算职能,纳入证券监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其四,制定实施统一的金融基础设施准入、日常监管与运营法规制度,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技术标准、业务评估、风险处置(救助)标准体系。其五,建立分层分类、分工协作的统筹监管体系。由人民银行牵头落实支付清算体系、债券登记结算及托管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s)的重要方面。其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总体规划,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基础设施布局及功能,全面提升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服务与抗风险能力。

《当代金融家》杂志旗下当金平台特约讲师宋光辉和行业专家基于往期成熟培训及10年以上实操经验,融入其写作和组织翻译的“结构化金融与证券化系列丛书”14本的现代金融理念精心讲授,点击图片,即可直接直接收听。

原创声明:本号所刊登署名文章,如非特别说明,皆为原创或作者授权发表。

转载务请注明出处:转自微信公众号 “当代金融家(bankershr)”。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版权属于:大风号

原文地址:http://78soft.com/article/34956.html

转载时必须以链接形式注明原始出处及本声明。

猜你喜欢

最热文章

热门标签